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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RS改变了我们的生活

2019-08-15 16:56:54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核心提示:北京一批“非典”后遗症患者呼吁成立专项关怀基金,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赞成这一建议,说不能忘记他们,要给予关怀。

请不要忘记那些逝去、伤残的生命。逝者已矣,病患的心灵创伤和肢体残疾仍需抚慰。北京一批 非典 后遗症患者呼吁成立专项关怀基金,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赞成这一建议,说不能忘记他们,要给予关怀。

请不要忘记那些曾经的温暖和感动。白衣天使的前赴后继、媒体记者的追寻真相、亲友的惦记担忧、陌生人的鼓励祝福,还有那些非典时期猝不及防的爱情,都曾经温暖过我们的心灵。这些精神遗产,都是今天依然需要的正能量。

请不要停下前行的步伐。 非典 推动了中国政府信息的公开、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,乃至我们生活方式的悄然变化,更让尊重生命、尊重科学、尊重常识、尊重权利的理念深入人心。这些,都是 中国梦 的重要基石。

SARS俗称 非典 ,200 年春天肆虐全球,据官方统计共夺去919人的生命。亚洲地区疫情尤其严重,以中国内地、香港、台湾和新加坡、越南为甚。

10年,这场 非典型肺炎 留下的 非典型记忆 ,仍留在人们心间。

最近,国内外媒体不约而同地出专题,从社会、科技、政府管理和公民意识等各个方面盘点这场10年前的 疫病 ,追寻 非典 给中国人生活带来的改变。

抢购

最鲜明的 非典 记忆

在广州街头,有媒体记者随机采访了20人,询问他们提起 非典 时,第一个映入脑海的词是什么,15人说是 醋 ,4人说 板蓝根冲剂 ,1人说 果子狸 。

在 非典 爆发前期,政府信息不透明,百姓人人自危,坊间流传的 预防秘方 ,往往会带来抢购热潮。

寻常的醋、板蓝根冲剂和医用口罩,因为有了 预防 非典 的名声,甚至要托人情才能买到。尽管专家每天都在辟谣,但这些 民间秘方 的销量,仍像坐了火箭一般直线上升。

我现在还记得女儿春节上班第一天的晚上,突然给我打电话。她听起来很害怕,催促我去买醋和一种叫罗红霉素的药。 61岁的退休教师朱英华回忆了她当时心情的变化, 我开始不赞同,但女儿在电话里哭喊: 妈,广州有人因为一种吓人的病死了 别浪费时间了,赶快去买吧!

朱英华到了超市才意识到,女儿的话并非无中生有。 我到超市时,很多人已在买醋了。 那段时间,醋的价格涨到了每瓶100元。 标价已经无效了。 5岁的会计师罗碧华回忆, 实在是太难买到了,为买一瓶,人们愿意花200元甚至 00元。

焦虑的市民甚至打电话给外省亲戚帮忙买醋,或者到香港去 扫醋 。

疯狂的不仅是广州,在北京,流传着盐可以杀死 非典 病毒的传言。据新华社报道,在200 年4月2 日到25日的两天之内,北京售出了7247吨盐,这是平时45天的销售量。

现在,广东当地人回想起当时的抢购都觉得滑稽。何志建是一位65岁的退休公务员,他说, 说实话,我简直难以相信我当时那么傻。

他试图找到人们 犯傻 的原因: 我想普通人正是通过买醋,来缓解因为不知道真实情况而带来的恐慌。

SARS给我们上了一课

200 年的春天,一向拥挤的北京几乎成了一座空城,就连最繁华的王府井都萧条零落。公交车上,司机、售票员和乘客都戴着口罩。

有人咳嗽或者打喷嚏,人们就会感到不安。 今年 5岁的商人吴永对媒体说, 那是我人生中一段非常恐惧和奇怪的时光。

从第一起病例2002年11月出现,到世界卫生组织(WHO)200 年5月19日宣布解除疫情,中国内地据官方统计共有5 27人受到感染,其中 49人死亡。它的影响已突破了公共医疗和卫生领域。

200 年SARS爆发时,正赶上新旧两届国家领导人交替,SARS也成了当时上任的胡锦涛总书记、温家宝总理的第一项挑战。

在即将卸任之际,温家宝总理在201 年2月1日的《求是》杂志上发表文章,其中提到, 非典 疫情以及由此引发的我们治国理政理念的转变,和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,无论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,还是对政府改革和建设来说,都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。

非典 让中国公共卫生领域以飞快速度进步。中国疾病防控中心主任冯志坚说: 非典使中国医疗卫生系统蓬勃发展起来。

从200 年到2006年,中国政府先后投入257亿元人民币,改善公共医疗设施和应对传染性疾病。2006年,卫生部宣布基本建立疾病预防和控制系统,而传染性疾病的通报体系覆盖了全国95%以上的区域。

在 非典 中受到教育的,不仅有政府机构,也有普通民众。 非典 过后,曾有人戏言, 非典 教会了中国人洗手。

为防止疾病传播,公共场所的洗手池边多半悬挂着洗手的教学挂图,水池边摆着洗手液和肥皂。许多人经历了 非典 ,才养成了 餐前便后 洗手的习惯。

随地吐痰会让行人侧目,餐饮行业不消毒会被吊销执照。 非典 肆虐时,一位韩国驻华记者正在中国,他亲身经历了变化并感慨, 非典 让中国人更爱干净了。

三项改变

非典 爆发后,学界人士批评政府没有专门机构和法律来处理突发性事件。

200 年2月,广东省首次宣布了5人死亡, 05人感染疾病。 月末,北京也成为世界卫生组织(WHO)宣布的疫区。直到4月份,国务院才建立了国家级别的应急反应机制。

200 年7月,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应对突发性公众事件的草案。随后几年里,各级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相继发布,内容从自然灾害、公民健康危机、工业事故到重大交通事故。

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说: 非典 的一个重大影响,就是对危机的应对成为政府的一项常规工作,现在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有了很大进步。 最好的例子就是2008年的南方雪灾和汶川地震后,政府都快速做出了反应。

2009年,当WHO公布了禽流感爆发的消息,中国卫生部立刻做出反应,措施之严格,甚至被外媒形容为 有矫枉过正之嫌 。

从 疫区 墨西哥飞来的飞机全部取消,而从墨西哥入境的旅客,都被怀疑是病毒携带者。医疗队迅速赶往机场,对这些旅客进行医疗监护。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说: 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个病有多严重。

但毛群安知道的是,中国政府绝不会怀着侥幸心理,让 非典 的悲剧重演。

另一项积极的变化是官员问责制的启动。200 年4月,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 ,因为处理 非典 危机不力而下马,这是中国内地首次出现部长级别官员因失职而被解任。从此,官员问责制逐渐适用在其他地方,矿难、火灾、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以主管官员引咎辞职告终。

在加强信息透明度方面, 非典 爆发是关键的转折点。 我们从 非典 中学到的,就是透明度对恰当处理危机非常重要。 毛群安告诉媒体, 任何拖延释放消息的做法,都会带来负面影响。 用胡鞍钢的话说, 非典 开启了一场关于透明度的革命。

北京最初拒绝承认 非典 爆发和扩展的态度,受到国际社会和世卫组织的批评。在 非典 爆发两个月后,北京才允许世卫组织的流行病学家进入中国内地,评估中国疫情,而此时比内地晚发现病例的香港、新加坡、河内和多伦多,都已向世卫组织打开了大门。

200 年4月19日,温家宝总理警告,所有不报或瞒报 非典 感染病例的地方官员,都将面临严重后果。毛群安回忆: 如果我们早点释放信息,对局面的掌控可能会更好。但我们没有经验。

毛群安本人所代表的职责,也是 非典 的一项特殊贡献。这场令全世界恐慌的疫病过去了,但政府发言人却成了一种惯例留了下来,为中国政府的信息公开打开了新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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